【摘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阐释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内在意蕴,应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寻根探源,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整体特性中理解。理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时代价值,对于应对百年变局、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以“两个结合”为基本遵循,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地位,在开放包容中探索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

2023年6月,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文明的演进、繁荣、进步,离不开包容开放,也离不开交流互鉴。正确理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意涵、价值,对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理解阐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应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寻根探源。考古成果已经证实,中国具有百万年以上的人类生存史,而在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上,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成为其绵延不衰的重要基础之一,也展现出“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

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看,它是以发源于亚洲大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融合发展为中心,不断融合了周边部落和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华夏民族文明共同体。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说在争鸣交锋生相融,中国文化已经初步展现出顺天法地、包容万物的特征。秦汉以降,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制度、文化上统一的语言文字和各民族多样化的经济社会生活,使中华民族既建构了以宗法制、郡县制、科举制和儒释道文化为支撑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弹性体制和结构形式①,同时又形成了以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为特色的包容性、融合性和创造性的区域性发展空间。盛唐时期,“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各民族广泛交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非凡风气贯穿整个社会,造就了宗教、文学、乐舞、服饰等文化领域的高度繁荣。宋元时期,在当时的贸易大港泉州,东西方宗教多元并存,创造了印度、波斯、希腊、大夏、安息、罗马和中国等不同文化元素和谐共生的文化奇观。明代,郑和率领的航队开启了规模庞大的航海之旅,他们以和平的方式用瓷器、丝绸交换各国珍宝、香料,将中国的历法、乐器、种植技术等传播到各地。总的来说,在中华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东亚大陆具有多样性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农牧经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形成了三教九流的多样性和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文化②。

进入近代,中华文明曾一度遭遇挫折,由坚船利炮开路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开始学习、接受、传播和转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带领中国人民逐渐走上一条自觉、自信、自强的文化建设道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曾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思想方针,这对当今社会文化发展依然具有启示镜鉴。改革开放后,国家中心任务转移至经济建设,同志一方面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秉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提倡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20世纪90年代,同志提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党的十六大以来,同志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强调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强调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文明特性,强调平等、互鉴、包容的文明观。“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历史土壤孕育了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文化气质,这种强大的包容性在中华文化传承演进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思想价值、民族融合、宗教信仰、社会礼俗、文化交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也正因此,中华文明才能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多样的表现力和独特的创造力屹立于世界之林。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所谓“包容”,意指容纳、宽容,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等不同主体之间差异性的一种精神态度。包容文化既在人类实践中生成,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与丰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一种综合性智慧,对传统文明传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③。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以“包容、融合、和善”为核心内涵的包容性④。

科学理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深刻意涵,需要将其置于中华文明的整体特性之中进行考量,充分关照其与其他文明特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鲜明的特征与优势,也是包容性得以存在和彰显的重要基础;创新性是实现赓续传承的重要手段与路径,是推动包容性内涵外延拓展丰富的重要力量;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强大向心力与凝聚力,和平性是面对不同文明形态时的交往方式和道路选择,二者都是包容性长期实践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宝贵品质,这种包容性文化呈现出传承性、开放性、融合性、创新性和自主性特征⑤。

首先,包容性诠释和而不同的价值基础。钱穆先生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⑥。”中华文明在其历史演进中较早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但中华文明并非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而是在和合思想的指引下,在各类异质性文化的冲击荡涤中日臻成熟。但无论“天人合一”“以和为贵”,还是“协和万邦”“和解调通”,就其精神内涵而言,首先建立在“和而不同”的价值基础上,即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将“多元”和“不同”作为“包容”的前提。“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我国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格局,都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注解。

其二,包容性彰显文化自信的达观态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文化自信熔铸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实践之中。文化自信并非厚古薄今、裹足不前,而是一种自我肯定的心态、昂扬向前的状态、有所作为的姿态;是不仅关注个体、家国、民族之发展,更讲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互鉴与共生共荣。“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具有包容与融合特质的文化才是大气、厚重、有底蕴的文化,具有善于吸收与借鉴特质的文化,才是鲜活、强壮、有生命力的文化⑦,这是我们不断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底气,是我们得以保持自身文化坐标立场的精神根基。

其三,包容性蕴含去芜存菁的辩证精神。兼收并蓄不是全盘否定,更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去伪存真、激浊扬清的理性思辨,是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一方面,开放包容为文明创新创造了积极的社会环境,积淀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写道:“当西方人的精神被神学蒙蔽失去光泽时,中国人的精神却是开朗、宽容,并不断进步的。”另一方面,无论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尊重保护民族文化,还是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中华文明从来都不乏悦纳包容基础上的创新勇气。例如,以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为代表的众多区域文化对其他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复制性效仿,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和创新⑧;佛教、教、基督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基本特征,而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营养⑨。“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此意义上,中华文明始终在开放包容、互鉴扬弃中保有和延续着时代的生命力与鲜活性。

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我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社会文化思潮复杂多元。在此背景下,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我们在新时代肩负的文化新使命,即“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关于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论述,对于我们应对社会转型期和文化全球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包容性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精神动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来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与此同时,各类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反全球化、排外主义、种族主义、霸凌主义、文明冲突论等非理性思想阵营扩大,以及“脱钩”“退群”等客观现实,凸显出人们对“异己者”的强烈不安与对抗,全球依存度降低成为鲜明趋势⑩。在此背景之下,强调开放包容的文明交往,正是我们坚持文化主体性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包容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根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对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出了新的目标方向。“作为中华文明的最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体现着当今时代的新的特征、新的诉求、新的时代质询及其回应。”“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们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脉搏中寻找文化底蕴,将中华文明包容性作为独特优势进行传承和发扬。一方面,要始终以包容心态面对、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办”。只有保持开放交流、吐故纳新,才能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超越和提升自我。另一方面,还要以开放姿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主动交流中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和发展。

其三,包容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作为文明演进和创新的必要基础,文化心理和实践层面的包容互鉴充分赋予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动力。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共商、共建、共享”,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价值。之所以称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解决了中国问题,又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首先以开放包容为基础,其文化特质是跨文化尊重,换言之,既不是对弱势文化的俯视,也不是对强势文化的仰视,而是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推动不同文化共同发展。通过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我们既保持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独立性,同时吸收了其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由此生发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擘画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版图上的发展愿景,其本质更是中西方文明兼容并包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包容互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和平发展理念的践行奠定了价值基础。从立场上看,包容性包含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因而跳出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从方式上看,包容性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交流途径,避免了文化差异造成的相互隔阂;从目标上看,包容性强调长远的人类文明发展视野,打破了零和博弈的思维框架。

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文化自信自强,继续在开放包容中探索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

其一,强化凝聚力,始终坚持“两个结合”重要原则。“两个结合”充分彰显了实践基础上的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征。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建设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包容心态强化“两个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为根本的制度特征。具体而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要立足新时代,持续增强中华文化包容性、引领力、感召力、凝聚力,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意识形态阵地。

其二,融合创新力,满足人民主体新时代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文明成果由人民在劳动实践中所创造,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繁荣发展也应观照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文化产业不断繁荣,保障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了文化软实力。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任务要求下,如何保证好巨量人口的基本文化权益,同时提升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无疑是文化强国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面对当下各类文化新形态,以及由前沿技术以及新消费心理催生的文化新业态,我们在审慎面对的同时,也需给予其成长调适的时间和空间。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从他律走向自律需要监管约束,更需要包容心态下的去浊纳新和本土化调适,唯有如此,才能在满足受众文化需求的同时实现文化创新创意生态的不断优化。

其三,提升传播力,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促进文化繁荣。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归旨不仅在于促进自身文明的发展,而是要放眼世界未来,为全球治理发展贡献智慧经验。“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向内汲取养分,还要加强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断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一方面,要以中华文明为主体依托,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传播能动性。“文明的交流互鉴,首先是人的交流互鉴”,因此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的发展要求作为检验文明交流互鉴成果的重要标准,充分立足碎片化、交互化语境下的传播特性,加强人民参与跨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态度对待各民族文明。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失衡、治理不充分、数字鸿沟加大和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我们要积极借鉴西方文明在经济建设和信息产业化等方面的有益成果和先进经验,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波特兰罗素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提到:“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包容性既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也是中华文明赓续绵延的精神内核和广阔气度。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上,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互鉴互利,我们坚持的不仅是开放包容的热情姿态和广博胸怀,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文明多元繁荣的坚定信念。

(作者为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

【注: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AZD066)阶段性成果】

①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9450页。

③韩冬雪:《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④⑧高江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红旗文稿》,2023年12期。

⑤⑦张占仓等:《中国包容文化的历史贡献与创新发展》,《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⑨罗映光:《对佛教、基督教及教在中国传播及其本土化的思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⑩贾立政、王慧、王妍卓:《大变局下的国际社会思潮流变2020国际社会思潮发展趋势研判》,《人民论坛》,2020年第36期。

何中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底蕴和当代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9日。

孙代尧:《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胡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意蕴与国际传播》,《人民论坛》,2023第8期。

范周:《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人民论坛》,2022年第22期。

[英]波特兰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