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常说“元青花可遇不可求，能得一片足矣”，可见元青花瓷器的稀少和珍贵。据不完全统计，元青花瓷器的存世量不足400件，我国元青花的收藏量不到200件，且以中小型器物居多，大型完整器较少。在弥足珍贵的元青花瓷器中，包头博物馆就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

该罐高29厘米，口径22厘米，腹径35厘米，底径19厘米，直口圆唇、短颈圆肩、鼓腹平底。光洁莹润的釉面下，颈部绘有一周缠枝栀子花叶纹，肩部饰有缠枝石榴花纹，腹部为富丽雍容的缠枝牡丹花纹，下腹部饰有变形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组图案之间以两道淡蓝色弦纹为界，层次分明，构图完美，彰显了元青花瓷器大气简洁、富丽雄浑的独特魅力。

弥足珍贵的物品背后往往有着曲折故事。这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也不例外。故事得从包头市南郊古镇麻池说起。

元朝时，麻池镇燕家梁地区是云内州的一座大型集镇，紧靠黄河，连接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平原，是繁华的水旱码头和对外贸易的重要驿站。精美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就从千里之外的南国和中原地区，途经燕家梁中转销往西亚各国。

元朝末期，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影响，当地的富商大户陆续离开。离开前，就地封埋了部分带不走的精美实用器和装饰器物，期待日后重回家园启封销售。

当年一个深秋午后，燕家梁26岁的农家男子燕孝荣挥着铁锹平整集体农田，为来年的耕种做着准备。

忙碌了半后晌，其他农民陆续收工了，只有燕孝荣还在翻整着。突然，它的铁锹碰到一个硬物，燕孝荣弯腰刨开黄土，一个白底蓝花的大瓷罐子露了出来。这个瓷罐没有丝毫破损,它就是后来为世人所注目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

燕孝荣把瓷罐拿回家后，全家人都爱不释手，他的母亲更是喜出望外，一直小心珍藏着，只在中秋节时才存放几天红糖月饼。

1979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当地35岁的文物管理员刘幻真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在麻池公社开展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宣传。

当时，包头文管所成立不久，文物调查和保护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摸清包头文物家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力度，刘幻真经常在燕家梁田间地头向农民宣讲文物常识和文物保护知识。

这天，刘幻真来到麻池古城南门一个筛沙场，拿出他在当地遗址采集的瓷片，告诉大家，如果劳动中发现类似图案的文物，要及时向国家汇报。

当时，有位妇女随口说道：“我婆家就有一个这样的蓝花瓷片罐子。”巧也不巧，说话的正是燕孝荣的弟媳妇。

刘幻真特意从供销社买了麻花和饼子，来到燕孝荣家，他一进屋就看到了摆放在躺柜上的这个大瓷罐子。

考古调查以来，刘幻真从没见过如此完整硕大的青花瓷罐，便知这是一件难得一见的古代瓷器。经过聊天和沟通，朴实、正直的燕孝荣同意把大瓷罐子交给国家保管。为了表示感谢和鼓励，刘幻线元钱）作为保管费。

难掩激动心情的刘幻真把罐子放在纸箱里，防止磕碰损坏，又在纸箱空隙塞满麦草，10多公里的山路一直是推着自行车走回去的。

文物专家证实，这件瓷罐是我区境内发现的器形最完整、特征最显著的元代青花瓷器，是我国少有的元青花大型器物。

40多年来，这件珍贵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代表国家先后漂洋过海去过很多国家展出，向各国观众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元青花瓷的独特魅力。

5月10日，《花开并蒂 梅韵江城——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藏元青花四爱图梅瓶首次联展》开展。

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和来自武汉博物馆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凑到了一起，在武汉博物馆的展厅，来了个近距离的对视。两件梅瓶距今有近700年历史。如果文物会说话，它们俩会不会来一场有意思的对话呢？

湖北省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蔡路武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目前全世界元青花瓷器线件左右，人物纹元青花更是少之又少，十分珍贵。“目前所出现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就只有两件，都在武汉。”湖北省博物馆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武汉博物馆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分别是两馆的镇馆之宝。

作为一位耕耘了数十年的文博人，武汉博物馆馆长王瑞华自豪地说：“一个博物馆有元青花瓷器，这个博物馆就不能小看了。而一个城市，能有两件元青花梅瓶，就更是让人期待了。”

并且，这两件梅瓶，所绘图案题材接近和相似——梅瓶四周绘有“王羲之爱兰”图、“周敦颐爱莲”图、“陶渊明爱菊”图、“林逋爱梅”图，曾经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出自元代同一工匠之手，也有说法认为，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这也为两个梅瓶的“聚首”赋予了更多解谜的乐趣。

武汉人习惯把汉口称作“江北”，把武昌称作“江南”。按照武汉博物馆馆长王瑞华的说法，从前，这两个梅瓶是“隔江相望”。为了策划两个梅瓶一起展出，王瑞华找到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的梅瓶出馆借展，双瓶在武汉博物馆第一次聚首，成就了一段文博界的佳话。

虽然一样的名字，几乎一样的图案题材，但两个梅瓶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传奇”。

湖北省博物馆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为出土文物。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考古研究所、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钟祥市博物馆成立明代郢靖王陵墓发掘考古工作队，对湖北省钟祥郢靖王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墓中出土青花四爱图梅瓶一件，后移交湖北省博物馆永久保存。

湖北省博物馆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背后还见证着一段凄美的故事。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冬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四子郢王朱栋薨逝，距其赴封地郢州（今湖北钟祥）就藩仅六年。谥号为“靖”。十二月，郢王妃郭氏自尽与朱栋合葬。郢王妃出身名门，是明朝开国功勋武定侯郭英之女。郢王妃与郢王共同生活了九年，生育了4个女儿，感情甚笃。朱栋故后，郢王妃终日悲恸，想到自己寡而无子，不愿苟活于世，于是，她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容颜画于纸上，交待宫人：等女儿们长大后，让她们凭借画像认识她们的母亲。随后，她便自尽而逝。朝廷对其“恤典加厚”，以金银珠宝敛葬其身，与郢靖王合葬。随葬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见证了这段“生同衾死同穴”的爱情故事。

在展览开展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博物馆馆长王瑞华也动情地跟媒体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1987年10月的一天，一对夫妇抱着一只梅瓶走进位于汉口武胜路的文物商店。工作人员看到他们手中的梅瓶，迅速向店里负责收购的老师傅王协臣汇报。王协臣仔细地端详了梅瓶，认定是真品后决定出价收购。结果经过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后，这对夫妇抱着梅瓶离开了商店。王协臣看着夫妇的背影，不禁心中暗自惋惜。站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王瑞华，赶紧追出了店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学徒，对文物还不太懂，但看到师父王协臣恋恋不舍的神情，便知道这件东西肯定是个好东西。”王瑞华回忆，他追出去之后，跟那对夫妇说了一句收藏界的行话：“瓷器一破，不值半个。”劝说他们把这件瓷器卖给国家收藏机构，好好保存。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得以成交。2010年，武汉市文物商店与武汉博物馆合并，这件梅瓶也从此成为武汉博物馆（武汉市文物交流中心）的镇馆之宝。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虽然两件梅瓶，普通人看着图案题材几乎相同，但考古工作者、文博人还是能找到它们之间细微的不同。

王瑞华和蔡路武带着记者详细看了两件梅瓶的异同，可以说，两个梅瓶是同工“异”曲。两梅瓶造型、胎质上相似，釉色稍有不同，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梅瓶，青花发色淡雅青翠，武汉博物馆所藏的梅瓶，则偏蓝偏深。纹饰方面，两者纹饰布局一致，主题纹饰“四爱图”题材和内容相同，人物细节上尚有所差别。比如，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梅瓶，所绘王羲之袒胸露肩，尽显魏晋风流，身后为一株梧桐树；武汉博物馆所藏的梅瓶，王羲之温文儒雅，背后柳枝长垂。二童子发髻也有差异。其他各图也都有细微差异。

据介绍，以古代文人生活逸事及高雅情操为绘画内容的题材称之为“高士图”，是中国瓷绘人物画的重要表现题材。陶瓷绘画中的高士图是在国画的基础上加以创作出来的。“四爱图”就是“高士图”题材中的一种。

四爱图的出现，与元代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风貌有一定的关联。元政府不重视科举制度，汉人知识分子的入仕通道被封闭。在“民分四等”的民族政策下，汉族士大夫被迫放弃仕途，彷徨苦闷中常常对人生报以冷漠的态度，不得不避世于文学和绘画等艺术的精神世界里。一方面，他们向往古代隐士的生活，崇拜王羲之、周敦颐、陶渊明、林逋这些名士的高尚情操，这种思想倾向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瓷器装饰题材的选择上；另一方面，不满现实而避世的隐士情怀也促使元代绘画的题材和风格发生转变：一山一水、一石一竹，随意点染的山水和具有古典主义情怀的白描人物，成为元代文人画的重要特征。这种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陶瓷纹饰的绘画风格，也反映在本文所涉的两件四爱图梅瓶之中。

本次展览将持续展出三个月，观众可提前预约观展，一睹双瓶风采。展览展出期间，武汉博物馆还将配合展览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梅瓶专题知识讲座及沉浸式观展活动，同时推出梅瓶系列文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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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经过火与土超高难度的艺术洗礼，将青花的素雅与釉里红的艳丽和谐统一；

8月3日下午3时，河北博物院名窑名瓷展厅，随着讲解员的介绍，人们惊叹着，议论着，瞪大眼睛聚拢在一个大瓷罐旁，甚至当讲解员已经带领大家进入下一个环节时，还不时有观众从人流里快步奔回来，抓起关闭了闪光灯的手机、相机，冲着这个瓷罐一通狂拍。

这个本应像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国宝一样名满天下的大罐，为何在出土整整50年后的今天，仍有点“养在深闺人未识”？

沿着保定市古莲花池一路往西数百米是永华南大街，这里曾是保定最繁华的老城中心。

在大街东侧，有这座城市著名的老胡同——菊胡同，胡同北侧，就是保定市永华南路小学原址所在。而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座商铺。

“永华南路小学的原址，可能是早先大户人家的宅院，四周教室的地势高，中间操场低。1963年保定发大水，教室进水，水的深度是小孩齐胸大人过腰，操场最深的地方，水就近没头顶了。”保定老住户王文芝是永华南路小学1963年的应届毕业生，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正是由于这场大水，次年，保定市内很多地方进行了基本建设，如今的永华南路小学校教务处主任王维介绍，据学校里的老同志回忆，1964年学校进行过一次施工，今已不存的北教学楼就是在那年盖起来的。在省文保部门的档案里，我们查到了这次施工中一个特别的日期——1964年5月11日。

50年前那个貌似普通的日子，原保定市建筑公司第一工程处第二工程队在永华南路小学进行一项普通的建筑施工——挖地基。然而，当地基挖到一米来深的时候，一件不太普通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工人一铲子下去，一个竖穴出现了，工人们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批瓷器。

“可能是文物”，工人们将情况迅速报告给当时的保定市文物局，保定市文物局随即联系了当时尚在保定的河北省博物馆，省博立刻派工作人员赵巨川会同省文物工作队赴现场进行调查。

随后，经过考古人员专业清理，这个并非墓葬的竖穴内共出土瓷器11件。其中青花瓷六件：青花釉里红贴花开光盖罐一对、青花海水龙纹带盖八棱瓶一对、青花八棱玉壶春小瓶一件、青花八棱执壶一件。其他瓷器五件：白釉龙纹盘一件、白釉莲瓣式酒杯一件，还有宝石蓝釉金彩匜、宝石蓝釉金彩酒杯、宝石蓝釉金彩盘等三件。除此还有绿松石山子二件、彩绘玻璃瓶一件、玉片数十片。

经文物考古人员初步鉴定，这批瓷器应为元代作品。此后，成对的青花釉里红盖罐中，罐盖完整的一件由当时的河北省博物馆收藏，另一件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而此次发现，和1980年在江西高安出土的元代瓷器一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元代青花瓷最重要的两次发现。“而1964年这批文物的出土，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成批至正型元青花，为国内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开创性意义。”如今的河北省博物院副院长李建丽表示。

1987-1989年，邺城考古队在河北磁县湾漳村发掘了一座大型北朝墓葬。与已发掘的同期墓葬相比，该墓形制最大，规格最高，随葬品丰富，出土的大量彩绘壁画绘制水平最高。高洋墓墓道壁画不仅对研究北朝绘画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还侧面反映了当时仪仗用具以及多种多样的服饰风格，对研究北朝时期的仪仗制度、服饰发展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河北博物院《曲阳石雕》展厅内，陈列着132件精美的石刻艺术珍品，仿佛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吸引着各地观众纷至沓来，流连忘返。其中，五代时期的汉白玉石彩绘浮雕散乐图格外引人关注。

经过两个多月的保护性挖掘，河北沧州市文物部门在任丘市鄚州镇七里庄发现的一处距今约有３０００年历史商代晚期村落遗址中，出土了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蚌器等１００余件文物。

一提到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览，人们首先一定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刘胜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而就在长信宫灯不远处，静静地摆放着一尊精美绝伦的错金博山炉，正在委婉静谧地向她的知音们讲述着古老的故事。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沐英墓，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是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为国宝级文物，是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国瓷器三绝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制作年代为元代晚期。此瓶的经历非常复杂，它于1950年出土于南京江宁县观音山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墓。

在过去，盗墓贼在盗得随葬物品后，一般不会藏在家中、慢慢等待“升值”，而是大都急于出手。沐英墓里被盗出的大部分随葬品很快被处理了，其中不少按“废品价”卖了，至今还有不少散落民间。

据年近八旬的资深文物专家王引先生介绍，当时，有人在新街口附近，抱着个大瓷瓶子兜售。刚巧有人看到了这一幕，那人叫陈新民，是一个开古玩店的收藏家，解放后在南京文物公司工作。陈新民一见，便认出这是一只梅瓶，知道这东西不简单。

梅瓶是明代高等级墓葬随葬品，有镇墓辟邪的作用，除了是地位的象征外，也有风水上的考虑，非王侯要臣，不得“享用”这种随葬品，而且这梅瓶腹部绘有西汉时“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图案。

陈新民心中窃喜，当时，他就判断这是元代的瓷器，便问那人从哪里得来的、要多少钱。那人看到陈新民认货，便开始讲价。宝物求之不得，稍纵即逝，陈新民最后花5根金条（一说10根金条）买了下来。

“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高44.1厘米，底部直径为13厘米，而口径仅为5.5厘米。小口、丰肩、斜腹、敛胫、平底，造型优美，线条圆润、流畅，雍容华贵，给人以凝重的美感。肩腹部刻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月下共有三人，扬鞭策马的萧何，身着便服、立于河边等船的韩信，河中一艄公，正朝韩信奋力划船，欲载韩信渡河远奔，画面充分表露了作为丞相的萧何惜才的急切心情和韩信急于解甲归田的灰心落寞心境。

后来，这只梅瓶被定为一级国宝，目前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系该馆的“镇馆之宝”，中国瓷器三绝之一。